各朝马政

秦汉时期军马是奇缺的战备物资，尤其是经过大规模战事之后。据《汉书·食货志》载：“汉兴……天下既定，民亡蘸藏，自天平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初承多年战争之后，马稀少到皇帝无力使用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将相上朝坐牛车，而“马至匹百金”的地步。汉大将“卫青圈单于后，以汉马少，故久不伐胡。” (《汉书·霍去病传》)。为此汉王朝乃全力扩大军马的来源，促进军马的生产，并使之成为政府军备的主要内容。
    

秦汉养马费用很高，一匹马所用的粮食相当于12个士兵的口粮。为了刺激军马生产，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鼓励民间养马。主要是：①免除徭役。汉文帝时晁错曾上书建议，“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汉制九等爵位以上的人，才可拥有一人免徭役的特权，而养马一匹，竞允许免三人服役，足见汉代对军马生产的重视程度，②提高马价。③卖官鬻爵，可以马作价。④官府提供母马以便和私人繁育马匹。《汉书·食货志》记(元鼎五年)“令民得畜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⑤减免马税。 (二)中央、地方共同发展军马生产。主要有：政府设“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边，分养马三十万头。”“苑”为中央直接管辖的军马场，皇帝振侍卫充任苑监，使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汉武帝元鼎五年(前 112)又令地方公养“令封君以下至二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蓄字乌，岁课息。” (《汉书·食货志》)(三)改良马种。主要是：为改良马种，在军事上花费了很大代价，以四年用兵十几万，取得西域大宛的汗血马 3 000匹，不仅使军马的生产获得很大发展，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而且对中国古代养马事业有很大的影响。武帝初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 牝者摈而奉得会聚。”(《汉书·食货志》)但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使军马消耗极大，一次战事军马死者十余万匹，使一度缓和的军马供应再度紧张。武帝以后，北边平静，军马需求量减少。东汉军马场扩移至西北凉州(今甘肃武威)西南部越、汉阳、益州一带。
    

唐代极其重视马政。设太仆寺专门负责管理马匹，“掌厩牧马辇之政，总乘黄、典厩、典牧、车府等四署及皆监牧。”(《新唐书·百官志》)监牧之制即唐代养马制度。唐初，
得到突厥马2 000匹、隋马3 000匹，唐王朝将这些马集中于陇右，设监牧进行管理。由于管理认真得法，这5 000匹马自公元627— 665年繁殖到706 000匹。安史之乱以后，唐代马政受到严重破坏，陇右至河西一带主要牧区，经常被吐蓍、回鹘侵占。肃宗时，西北只有马数万匹，只得靠买马补充战骑了。
    

宋代以步兵为主，军马数量比汉唐大为减少，牧马监中存数为20万匹以上。(《唐会要》卷72《马》)河北、河东、陕西以北地区的丧失，使历来的马源渠道被堵塞，养马、买马困难重重，十分薄弱，故两宋普遍缺马。北宋前期，承袭唐朝旧制在京城的诸州置监养马，当时京城有左右天驱监各2个，左右天厩坊各1个，牧养下上监各1个(专收治病马)。在开封府、河北、河东、陕西诸路，设马监14个。熙宁元年(1068)“马监草地 48 000余顷，今以5万马为率，一马占地50亩。”熙宁二年，河南、北监牧司总牧地 55 000，天下有马153 600匹，马监主要役使厢军(后勤差投兵种)负责放牧和孳息繁衍，“春夏出牧、秋冬入厩，孽患有赏，耗亡有罚。”朝廷对马监的管理，有明确条文规定，孳生监要“多择善种，皆牝(母马)牡(公马)为群”“诸坊牧马万匹，岁当生驹四千”嘉枯八年(1063)群牧司，“孳生七监，每监岁定牝马二千，牡马四百，岁约生驹四百，以为定数”“诸军收驹及二岁，即送官。”每年十二月，判官巡视监坊，“阅二岁驹点卯，第赏牧兵。”“凡生驹一匹，兵校而下赏绢一匹。”而“岁终校马死数及分以上并生驹不及四分，并罚俸。”虽规定详细，但各级官吏，只谋私利，不尽职责。官府经营，军人放牧的马监质量、数量效益普遍低，产出只是投入的1／25。故朝廷内部对官府养马议论纷纷。天圣四年 (1026)太常博士馆陶王沿上书：“收监养马教，徒耗刍豢，未尝获其用。”三司使叶清曰监牧“占良田九万顷，须费钱九万缗，天闲之数才三四万，急用征调，一不可用。”他们提出罢牧监，“或以其地为屯田，”或“以田募民出租”，将官养改为民养，即实行王安石的“保马法”。但“保乌法”并未解决马匹供应，元 初(1086)又“议兴废监，以复旧制。”各州马监，又相继恢复。但官府养马弊端很多，绍圣后二年(1096～1097)实行牧马法，将牧监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代官府养马。凡授民牧田一顷，为官牧一马而益蜀其徂。(《宋史》卷198)为了保证马的数量和质量，以县为单位，将马的毛色、高低和年龄，登记造册，每年检查。通观两宋，马骑短缺，虽屡改养马方法，始终未改变骑兵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
    

元代系蒙古族入主中原时期，十三世纪建立的蒙古帝国是当时世界上养马业最发达的民族。蒙古养马业的发展并不是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的，而是和中国北方其它民族的养马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史记》和《汉书》中记载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也是养马的民族。而蒙古人有百分之八、九十来自匈奴。世界著名的蒙古马，早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之前1400年，在匈奴帝国冒顿单于时代就已成为良马。中国汉民族对于北方草原地区匈奴民族的骑兵战术十分忧虑，为防御北方游牧骑兵，秦、汉、隋、明历代曾逐段修了举世无双的防御工事～万里长城。汉高祖刘邦曾亲自率领大军征讨匈奴，反被匈奴骑兵所败。以后各代以长城为界，战事不断为，胜败多与马骑强弱有关。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养马业的发达，是中国北方民族养马业的继续和发展。《元史》记载：元代“其牧地，东越耽罗(今辽东及朝鲜北部)，北逾火里秃麻(约今贝加尔湖地区)西不能超过甘肃，南暨云南等地，凡一十四处，自上都(今内蒙多伦县)、大都(今北京)以至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约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东)，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元朝在广大版图上到处设置牧场，当时蒙古贵族说：“周围万里之地没有一处不是监牧之野!”

元代有着一个逐渐趋向完整的养马官制。元世祖中统四年，设郡牧所，后改名为
太仆寺，掌管万里监牧14处，各处设干户、百户吕官，由牧人放牧。每年“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回到本地．太仆寺马总数“盍不可知”。朝廷每年九、十月份派寺官到各处巡视，“较其多寡”；凡所产的马驹，立刻打上烙印，登记在册。如果有盗马的，要牧人赔偿。

蒙古民族在千百年游牧生活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养马方法。马生下来一、二年间在草地上进行精心骑乘训练，使其饱食青草，膘满体壮。长出四齿即去势。蒙古语称去势之马为“阿塔思”，汉语叫骟马，或 马。这样早去势的马矫健勇壮，而且有力柔顺，能耐寒冷气候。去势后的马经二、三年在草地放牧后，再次骑乘，并像最初骑乘训练那样再次教练。经第二次教练，马的性情已较温顺，步法也很理想，不会咬人、踢人。骑马的人在马背上感到很平稳。下马后不用拴马，马也不会离开走远。另外，成百成千匹集成的马群也没有嘶叫的。在教练中，白天绝不给饲料，到了夜里在草地上放牧，拂晓又备起鞍子骑乘，虽然骑乘完了不用拴住，但做为养马法，必须拴在柱子上，使马仰起头，等到气息完全平静、四蹄冷下来之后，才开始在草地上放牧。因为马经过奔跑，疲劳还未恢复的时候就吃草、饮水是很有害的。战马在参加战斗后，必须在草地上放牧，使其饱食青草，饱饮好水，这中间绝对不骑乘，只有再次战斗临近的时候，才把马从牧地赶回营地，拴在马栓子上。然后，仅喂少量的草，经—定的时间以后，肥膘收缩，身体壮健，这时再继续乘骑数百里路。用这种养马法，马奔跑很远路也只出很少汗，任何远征都耐得住。行进中络不喂草饮水。因为劳累紧张中饮食，马摄入的东西不仅不能变成血肉，反而要生病。牧马中最强壮、最优良者留为种马而不去势，蒙汉混合话称种马为“移刺马”。移刺马外，大部分牡马都去势、病弱者很少。移刺马为官马，会如牧人管理马群那样巧妙地管理骡马群。骟马骒马各自为群绝不相混。骡马群一般由四，五十匹组成，一群骒马必须配备一匹种马(移刺马)。移刺马发现自己管辖的骡马中有寓群出走者，就立即追上，连踢带咬的赶回来。其它骒马群的移刺马奔到不属于自己的骒马群时，该群的官马会制止它，把它咬伤或踢伤以后赶跑。牧人经常手持铁鞭监督马群，马特别惧怕铁鞭。若牧人发现无视秩序争先喝水的马，就挥动恢鞭，立即制止。故即使在饮水时，马群也是整齐撑列，顺序喝完水高去。这样周到的饲养管理，就是蒙古人养马法比其他民族的养马法卓越之处。

明清亦专设太仆寺、苑马寺管理饲养繁衍马匹。清朝在蒙古草原的牧场分二种：一属太仆寺，一属内务府。太仆寺牧场，分左右两翼，左翼牧场在喀喇尼墩牛，东西140里，南北150里。右翼牧场在齐齐尔罕河，东西150里，南北60里。各翼养骒马(牝马) 80群，牡马16群．两翼合计192群。骒马，群，多者有246匹，少的亦有132匹，牡马一群，多的有305匹，少的亦有59匹，其数不等。内务府上驷院牧场在博罗台，东西130里，南北197里，主要分布在上都、达布逊诺尔和达里冈爱地方。上都达布逊诺尔牧场，有骒马134群，骟马46群，走马1群，驼6群，马匹一群200～500匹，驼群100～200峰不等。每年夏季由太仆寺派员稽查其孳生毙损之数，以定赏罚。每于草长之时，牧人引大小马群，以赴牧场，同时构造小棚。一般 500匹马为一群，其中儿马约18匹，骒马约 300匹，骟马约182头。儿马之强健者，一匹配骒马30匹，自然编成若干组，可代主人为诱导监督之责，整然不乱。一群马半个月可食尽60里草原。牧丁遂携小棚，逐马群移到有草之地，经一两个月仍回原地。
正因为大漠南北的中国北方许多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和契赠丹等千百年发达的养马业，才使其以弓马之利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