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河西古代养马史

崔堉溪

一、河西古代的养马历史

    今日河西指本省西北部黄河以西、祁连山北、东西走向的狭长地带，但古代所指的河西还包括青海和宁夏的一部分。青海东北部昔时为甘肃的西宁道，祁连山南北的分界是没有的。

    那时河西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现在相比，极其不同。《史记·货殖列传》曾记述甘肃西部水草丰盛，"畜牧为天下饶"。加上战争和西北交通的需要，使养马业在畜牧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河西有正规的养马业约自秦开始。秦统一中国，兴牧师苑于边郡，甘肃自庆阳到天水以西之地，大都用于畜牧业，愈西则养马数量越多。到西汉武帝时，国力日益强盛，设河西四郡，实行"移民实|边"，戍边垦牧，汉民从内地移到河西来，促使河西的农业、牧业以及社会经济同时得到了发展。汉代对养马和马匹改良选育都极重视，马匹质量之优可视为我国的顶峰时期。其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成就是和汉武帝重武功、爱好马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史记》上说："天子(汉武帝)发书《易》云：神马（最好的马）当从西北来"。表明汉武帝认识到西北的产马质量甲于全国，于是便在甘肃北部大力发展养马事业。他曾以车舆换得其他民族的种马，下令全国各地悉养母马，从事繁殖和改良，故民间养马亦极繁盛。如《汉书·食货志》记载：“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马匹之多可想见。自古兵马相提并论，如要军队战斗力强，必须兵强马壮，这二者是缺一不可!武帝重视繁育马匹，故能北望匈奴，兼图西进。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之创举，开辟了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我国从此开始输入西方良种马匹的新纪元。汉代重视养马，早在景帝(公元前154年)已在西北设苑马36所。直到东汉永元五年(公元93年)甘肃西北部养马达30余万匹(《甘肃通志》)。

    自后汉以后，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我国北方陷于动乱割据得局面，全国养马业受到了破坏。但在西北边区一带，到公元五世纪，北魏统一了北方，包括今甘肃的西部和青海的东部，这大片土地上又大力开拓养马，马匹数量又有了很大发展。据《魏书·食货志》记载："马乃至200万匹"。

    隋、唐继承北魏养马之基础，虽然马匹数量有所下降，但规模仍然可观。隋炀帝巡视河西，督理马政，在山丹大马营基地和祁连山麓草原上养马达十余万匹，并把养马地区扩大到青海东部，设场牧马。为了改良马匹，隋代还从波斯(伊朗)诸国购求良马，用来改良本国马。据《隋书·吐谷浑传》载称："吐谷浑曾得波斯草马，放入青海，因产强驹，能日行千里，时称青海骢。"吐谷浑所得波斯草马，即是从隋唐牧马基地陇右一带的草原上劫持去的。

    唐代承袭隋代养马规模，创建多种马政要项：如设太仆寺、卫府寺掌管全国厩牧舆马之事，在全国各处设置养马牧场多至60余所；在民间奖励饲育马匹，对所有官私马匹都设有薄籍，产马成绩大著。在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养马实行监牧制，在西北设八坊，坊下设牧监，每监养马3-5千匹；到高宗麟德年间(公元650年)，全国(主要在甘肃)马匹数达70.6万余匹。玄宗开元年间（713一733年）仅陇右一道即有马43万余匹。当时由于"古丝道"的畅通，随回教的东来，阿拉伯各国的良马和养马知识亦随之传人，对甘肃河西一带的马匹，自然首先受到积极的影响。唐代初期马牧场不仅设在河西，而且扩展到甘南河曲草原。在公元755年陇右马政机构统计官营马场的养马数达33.58万匹。可见在唐代盛期马政建设和马匹生产都很有成绩。但到了末期，约从乾元(公元761年)之后，居住于甘南之吐蕃，青海之羌，浑等部族不断侵扰唐代养马基地，终将陇右一带全部三百所监牧所养数十万马匹悉数劫走，从此河西养马日益衰退。从唐末时起，河西动乱不堪，又经过五代十国长时期的混乱，在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遭受无止境的破坏下，逐渐形成了象今天河西的状况。

    宋、元两代甘肃养马依然不振。明代甘肃行太仆寺，诏令民间养马，河西养马又有起色。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在甘肃设立苑马寺掌管各卫、监的马政，督理苑马生产。《明史·兵志》称：苑马寺在河西拥有五卫、六监、二十四苑，每苑养马4千至1万匹。河西一带有庄浪卫（今永登）、镇番卫（今民勤）、山丹卫和甘州卫(张掖)等，设牧监管辖苑马，繁殖马匹。其中由武威监管辖的古城苑，安定监管的武胜苑(在天视县)，甘州卫的甘泉监管辖广牧、麒麟、红崖、温泉四苑，祁连监管辖的青海西宁、大同、永安、固城四苑，至今其名称仍在，遗迹犹存。明代河西养马在受到当时当地社会与自然环境生态条件的限制下，只能有效利用甘肃河西与青海东北部相连一起的祁连山东段这一高寒湿润生态区了，河西其他地区已无大规模养马之可能。这种情况一直到今天基本没有变化。明代还在接近产马区的地方设立茶马交易机构，如在河西的庄浪，甘州以及河州(临夏)、西宁等地都有这种设置，用茶换取牧区的马。这是由于内地马匹缺少和产马不足而采取的补救措施。这种办法是宋代因需马孔急而创立的，到明清仍然沿用。

    清代在河西各县均驻有马步绿营，所有较好的草原，悉为满族官府占有。官办马场大小约有41处，其中以在今武威县的黄羊川、肃南裕谷族自治县的皇城滩、山丹县的大马营、张掖县的人宗山、民乐县的扁都口、临泽县的红湾寺等地办过的马厂，较为有名；在西宁也设过马场，繁殖军用马匹。这些马场中当时办的最好而且延续到现在的是大马营和皇城滩这两处，因草原相连而构成的产马基地，规定"冬春时、六分舍饲；秋时、四分舍饲，余放牧"等，今天在大马营草原上的山丹军马场对马群的管理大体上也采用这种方式。

    民国时期河西的官办马场较有规模而受人重视者仍然唯有山丹马场。由于大马营|草原养马条件优越,故它能从汉代一直延续到1949年大西北解放。从此以后,山丹马场又成为我国军用马骤生产基地。这对予巩固国防、支援生产建设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古代河西马的来源及品种的形成

    (一)河西马匹的来源和影响

    河西介于草原广阔、产马众多的青藏和蒙新高原之间，因此这里的马最初当从南、北、西三方面的产马区自然扩散而来。但历史地看，东面的马也有人为地进入本区的。

    青藏高原东北部最早的原始居民是以游牧为生的羌族和氐族人，他们驯养的马可能是本地最早的原始品种。周秦时期所称的"西蕃马"，《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所得献马，以及《竹书纪年》提到周孝王五年西方人前来献的马，它们大都是青藏高原上的原产马。青藏高原东北部是我国在秦以前内地用马的主要供应地，也是河西马匹来源的主流。

    河西东部在夏商时代已列入我国版图，属九州之一的雍州。春秋战国的乌孙，大月氏早在此时之前，即据有酒泉以西之地，均游牧于河西一带，其所养来自西方之马，对河西马有长久的影响。后来乌孙人西迁新疆伊犁河流域，使西方来马减少，但在过去长期大量对河西产马所造成的良好影响仍保持下来，是不会遽然消失的。到了汉代，《史记》记载汉武帝说："神马当从西北来"，这句话决非随便妄言，而是通过他的比较认识所判定的。这与他后来派专使去新疆西部乌孙国购求良马之举不无联系，结果据《史记》记载："果然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西方的马不断运入，对河西产马有良好的影响。

    在公元前121年以前，河西为匈奴"行国"游牧之处，曾有浑邪王驻牧张掖。蒙古马进人本区的数量和影响都是比较大的。这是古代河西马匹来源的第三个方面。它对河西固有的产马起了不好的影响。

    以上三方面是河西远古时期马匹的来源。在这三者之中，可以说青藏高原的产马是基础,这是因为河西是青藏高原的边沿地带，距离最近；西与北两面来的马都是从远处进入，只起了杂交混血作用。

    古代河西的马既然来自三个不同地区，没有血缘关系，各有独自的种质，其体型、外貌、役用性能……各有其特点。这些马先后在不同时期进入河西，势必混群繁殖，经过若干年月,必然要发生变化，其结果将是怎样的?述之如下。

(二)河西三方面来马种质的分析

    根据马品种的生物学分类的观点和生物与环境统一的理论来考察分析三方马原产地的生态条件和种质表现，可以看到：青藏高原有高寒湿润的草原生态环境，它对马的外貌、体质和体型、性能的影响，据笔者1958年在青海海北草原上调查浩门马的结果，马的外貌多较粗重，体质多粗糙结实，体型全部为兼用的和偏挽的，无乘型；性情不甚灵敏，轻挽能力优异，乘速较差；天然会走对侧快步，受到人们好评。

    西面来马当时来于甘新蒙三省相连区域，这里古时的生态条件未必和现在相同，但与青藏高原及内蒙中部、东部相比，无论在地势、气候和草原生态等所存在的差异，当与今日元殊。从河西直到新疆，在雨少、草稀、气候较旱的草原上所产的马，其体格外貌多较轻俊紧凑，体质较干燥结实，体型多为兼用偏乘，性情比较灵敏，乘速和轻挽的能力较佳。如产在新疆东部、距甘肃河西较近、著名的焉耆马，笔者于1962年在产区内种马场鉴定了不少马匹，看见它们多具有上述表现，而且乘马中亦有会走对侧快步的马匹。

    内蒙古高原西部的自然生态和青藏高原差别较大,和河西及新疆的差别较小。内蒙最具有代表性的产马区是锡林郭勒盟草原,其中尤以东、西乌珠穆沁旗的产马素负盛名,被认为是最典型的蒙古马。据《中国马驴品种志》新近介绍其外貌为：头重颈短，耆甲不明显，胸深广，尻短斜，四肢短，躯长皮厚，后肢刀状，蹄低，距毛多；体质粗糙结实，性情中度灵敏；体型属兼用型，多偏挽，少数偏乘；乘用、挽用持久力强。

(三)河西三方来马所起的作用，上述三方马匹对河西马所起的作用和效果不同。

    1、青藏高原马的作用：青藏高原东北部与河西祁连山区连成一体，所产的马自然是形成河西马品种的基础。它的种质特征最主要的一点是马体粗重结实，适合挽用为主。这对我国古代用马是非常需耍的。在西周及其以前时期，马匹基本作挽用，到春秋战国时，挽马的作用益大，国之威力决定于马拉战车的多少，所谓"百乘之家，千乘之国，万乘之王"。秦统一中国，扩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畅通全国，对挽马的需要更是可想而知。因此，古代河西马品种（当时为全国用的马品种）的选育，其体型是以挽用型为主。

    除此之外，其种质特征的另一特点是不够灵敏，速力较差。这是古代对马匹改良最需要克服的重要缺点。要改掉马的这种缺点，首先要求马匹要有良好的悍威。有悍威的马必须有灵敏的性格和平衡活跃的神经反应类型。但这必须使马匹在身体结构上能有相应的表现：如头轻清秀，耳小眼大，颈长弯曲，四肢干燥，筋腱明显，蹄质结实，等等。

    2、来自西方马的作用：在河西马品种形成过程中，历史地看，青藏高原北部产马进到河西以后，和外地马首先得到自然混血的，是产在甘、新、蒙三省区交界地带的乌孙、大月氏的马，这些马是沙漠种系统，其种质特点主要是体轻、干燥、灵活。青藏高原马与之杂交之后，有了较轻型马种血液的输入，因之在体型、外貌、体质、性情和役用能力等都发生了重要的良好的变化。其体型由挽型变成挽乘兼用型；外貌由笨重而变向轻俊；体质由粗糙变得干燥结实；性情变得更为灵敏；行动变得敏捷；役用的挽力没有减少，速力则有了增加。这正是我国古代所要求选育的马。自从河西有了这种以挽为主、挽乘兼用体型的马，我国由周到唐两千余年间，无论是乘用马或挽用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马。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3.蒙古马的作用：蒙古马进入河西之后，参与河西马品种的形成，其作用有好有坏。例如，,其体型为兼用型、胸深广、体质结实、工作持久力强等特点，对古代河西马孕育形成新品种过程中可以起相辅相成的良好作用；但除此之外，诸如外形结构上的头重、颈短、耆甲低、背腰长、尻短斜、四肢短、距毛多、性情野、体高矮等特点，是和古代马的选育要求背道而驰的。河西马受到蒙古马的混血，不仅无益，反而起了坏的作用。所以总的说来，蒙古马在古代河西马品种的形成上是害多而益少。

    (四)河西马品种的形成：青藏高原马和乌孙、大月氏马的混血繁殖，创造性地形成了轻、重两型马融合为一的挽乘兼用型。这种新型马外貌上的基本特点表现在体躯依然粗重，保持有雄厚的力量；而颈较长、四肢肌腱发达，大大提高了行走的速度，这是一种力速兼有的新型马。这种新型马初步形成为一个新品种，其时期约在周代，从出土文物中可见当时社会上在各种场合所用的马大致都是这种体型。这可以说是河西马匹新类型的形成。但不幸的是，这种新类型马，在秦代受到外血影响而被改造，这可以看作是第一次破坏。所幸到了汉代又得到了进一步改良和提高，并育成了比周代更为优异的良马品种，在西汉末和东汉初这段时间所育成的马，代表我国养马历史上对马匹选育达到顶峰的时期。这时的马，可以看作为我国古代最有实用价值的有代表性的典型马匹。

三、汉代改良育成了专用型马品种

    汉代初年，匈奴甚为强盛，河西时起战争。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军衔显出马的威力)在河西一带对抗匈奴。依靠战马的作用至大。因一方善于骑战。另一方如无良马，实难应战，因而大力改良河西马，势在必行。

    （一）引进西域良马对河西马的改良：汉武帝雄才大略，重武爱马，故对马匹改良非常重视。他认识到西方马的品质最优，故竭力向西方购求良马。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乌孙国，乌孙王送来良马数十匹，汉武帝一见叫绝，就称乌孙马为"天马"。此后，曾有一个西域的使者来到长安，报称大宛国有宝马。汉武帝闻知后，派人持金马去换良马，事未成大怒，令李广利率兵出征大宛，征战四年，终于迫使大宛议和，献汗血马三千匹。《史记》上曾记述：汉武帝"……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汉武帝得到乌孙马和大宛马之后，便下令全国悉养母马，用西方良种马交配，进行改良，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西方良种的血液影响，有计划、有目的地发挥良种作用，尽快提高河西马的质量，重新恢复周代所育成的马匹的体型、外貌和性能，并进一步予以选育提高，以实现当时所要求的理想改良目标。

    (二)汉代育马达到高峰的时期和成就：汉马经过上述的改良和选育，其体型、体尺、体格结构、体质外貌、秉性悍威、工作性能诸方面都有了著提高，与今天国内外其他任何时代和地方所产之马全然不同，形成了汉代所独有的马，到西汉未东汉初年达到了选育的高峰，它的典型状态在人们的思想中构成了良马的标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汉名将马援铸造良马模型一一"名马式"的基本根据和由来。

    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援生于西汉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其父马仲做过西北边郡主管畜牧的"牧师令"。他从小随父生活在畜牧发达的凉州，对畜牧很感兴趣。公元35年归服刘秀，被任命为陇西郡太守。时值边境很不平静，常有战争。他认为："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发展养马加强国力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他极力搜集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所有相马名家对良马部位的研究，如对春秋战国时的寒风相口，麻朝相目，秦牙相前，赞君相后……，以及西汉时的仪长孺相额，中帛氏相齿，谢氏相马鬃、马唇，丁都君相马的身材，等等，他用心钻研，选取前人研究成果，对良马各部位应具之优异形态集中在一马身上，使这匹马的外形骨相达到良马最完善的境地。这就是马援制造的"名马式"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他的这一创举，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养马，改良马匹，促使社会上能产出更多的良马；另一用意在于教育别人学会相马，所以他说："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马，则骨法难具备，又不可不传之于后世"。于是把他所制造的身高三尺五，胸围四尺五的铜铸良马模型放在东汉首都洛阳的城门口，在人们通过最多的地方展览示众，以广得众人认识良马的机会和效果。马援所制造的"名马式"是世界上最早的良马模型，他集我国古时历代著名相马家观点之大成而使之形象化。此模型堪称为良马之结晶。它必然和当时社会上人们对良马的看法、对马匹选育目标和使役要求相一致。它不仅是对当时，而且对后来的马匹选育也起了重要的指导和示范作用。

    （三）育成了我国古代专用化体型的良马品种：古代骑士及盔甲、武器重达百公斤以上，故乘马亦必须为"重型乘马"。这就是说，无论挽用或乘用都要求力速兼备，方能胜任。因此汉代的马仍然保持周代马的样子：即躯体粗重，头轻、颈长、四股干燥、表现为较重的挽乘兼用型马，役用时既有大的挽力，又有快的速度成为当时社会上使役最受欢迎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