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的三河（根河、得尔布尔河和哈布尔河）地区，是名满天下的三河马的故乡。
三河马，主要是由俄罗斯的贝加尔马、奥尔洛夫和比秋克血统的改良马、当地蒙古马综合杂交而来，后期又相继引进盎格鲁诺尔曼、盎格鲁阿拉伯、英纯血等种马，进一步杂交改良后形成。据说，已有100多年的驯养史的三河马，最多时有14种血统。
史料记载，1930年代，三河马在上海、大连等赛马场上，一直与外国名马争雄。与前苏联地区的“雅古特”、“后贝加尔”、“吉尔基斯”等名马比较，三河马1000米与1600米的成绩，均居领先地位。
到了1955年，国家农业部明确了“三河马向乘挽兼用型发展”的育种方向和“本品种选育”的育种方针。1966年，内蒙古科委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三河马企业标准。1986年，国家标准局发布了三河马国家标准。同年，三河马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验收命名为“内蒙古三河马”，确定为地方优良品种。
从此，胸廓身长、体质健壮、多次打破全国记录的三河快马，成为农业中国“乘挽兼用”的名马。但是，近年来，三河马种群正濒临消失，甚至已经没有了纯三河种公马，处境极其困难。这一稀有的国产名马，何以沦落至斯？
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
查阅有关资料，可以发现，历经长年战争与自然灾害之后，1949年的中国，只有487.5万匹马，畜力严重不足，成为一个新生农业国家的主要矛盾。为此，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耕畜的政策，到1957年，恢复到730.2万匹，到1977年达最高峰，达到1144.5万匹，为世界第一位。期间，能拉起载重600千克的胶轮车、在3小时内可以走完20公里路程的三河马，可以说是躬逢盛世。
但是在进入1980年代之后，马匹功能开始发生重大转变。那些为拉矿石、拉炮车而培育的重挽马种，早已为机械所替代。最多时达到十万之众的解放军骑兵，目前也只剩下两个骑兵营和几个骑兵连。而随着农机的普及和交通运输网络的发展，马匹也已从农业和运输的主要动力退居为辅助动力。
在草原，与牛羊不同，马匹产奶量低，作用越来越不重要，却同样要耗费饲草，结局可想而知。只是，尽管数量已呈递减趋势，但由于长期鼓励繁衍，现在中国仍存有800多万匹马，是名副其实的养马大国。而在这个养马大国里，马匹市场价格一再降低，一匹杂种马或草原蒙古马，最低时只能卖800元，一匹军马也只能卖2800元，而现在国内种牛、种羊、种猪的拍卖价，每头可达十几万元。
如今，当马匹功能从农业化、军事化转向体育竞技与休闲娱乐的时候，我们原有的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和杂交改良品种，其品貌与速度已经黯然失色。那些拥有贵族血统的、骄傲的三河马，经过农业化革命与畜牧业结构调整，已混同于800多万匹马中，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廉价劳动力。
而当我们自己的名马日渐式微，“为了参赛十运会和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突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花巨资从德国购买汉诺威名马8匹，马术队的6名运动员在国外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强化培训，将在十运会上一展英姿”。
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突破？就是说，我们要在北京奥运会上的障碍赛马、舞步马和三日赛马中，骑着汉诺威名马取得理想名次？一个已经不能生产优质名马的国家，一个将三河马彻底改变为农业用马的国家，却耗费巨资到国外买马，欲在奥运马术中取得突破，如果这不是异想天开，也是南辕北辙。
我们改造了贵族马，为马匹世界制造了低成本劳动力，并过度榨取了其劳动利润，同时，我们又在打造少数人的精英马术，而精英马术越是发展，“平民马匹”就将更快地被淘汰。但是，我们毕竟还有800多万匹马，它们的处境比中国的廉价工业品更艰难：它们不能抢占廉价产品市场，不能通过贱卖自己赚外汇，它们与外国马干一样的活，却只能得到低微的“报酬”。
其实，抛开三河马的历史不谈，即使“平民马匹”，也不是百无一用。比如肉马和乳用马业的开发，其实有相当前景。据一位专家说，马乳具有脂肪低、乳醣高、蛋白质和维生素以及矿物质丰富的优点，其营养成分更接近人奶，又可防止牛奶缺乏乳醣酶（汉族约有66%人缺乏此酶）引起的不适症，哺乳婴儿是最适宜的。
但是现在，农业院校几乎不再开设养马课，国家也不愿意在这方面投入科研经费。因为我们正处于市场化阶段，马匹不是多吗？劳动力不是多吗？那就要让它们不值钱，这就是市场经济，与技术创新无关。
于是，成千上万的马匹仍在被廉价地利用，成千上万的钱被拿到国外买名马换金牌。而冬天到来的时候，最后的三河马无奈地伏在草原上，任由大雪埋到了它们的眼睛。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失衡的增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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