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刊登于《美国计算机学会通讯》（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的文章中，我们对苹果公司的iPod产品进行了微观层面的经 济分析，这种分析方式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在信息与通讯技术行业的全球创新网络中，谁从中分到了蛋糕。然而，自从进行了上述研究后，苹果公司已经把 iPod的产品理念成功拓展到手机和平板电脑领域。这些产业的经济模式不同于iPod这类个人娱乐设备。例如，在手机行业中，运营商在选择和分销手机方面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优势给他们带来了压低供应商利润的机会。而在平板电脑领域，苹果公司一直试图跳出这种格局，在众所周知以往难以获得认可的市场上 开辟先河。

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我们的分析理论应用于苹果公司的iPhone和iPad产品供应链，研究其价值分配。在完成这些分析和全球价值链分析的基础 上，我们重新回顾之前的发现，从苹果公司价值链演化的角度，深入探讨其对经理人和决策者的重要影响。我们还要运用这些研究成果，阐述一个近年来日益突出的 政策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做，才能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发展？

谁捕捉到了最终的经济价值？

和iPod一样，iPad 和 iPhone成为苹果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尽管其他公司也是这些大获成功的产品供应链上的一份子，然而按照美元计算，他们 获得的收益与苹果公司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与美国、韩国、日本和台湾相比，中国经济起到的作用仍然少得可怜。

以仅配备Wi- Fi的低端16GB iPad为例，苹果把这款产品定价为499美元，从销售额中获得30%的利润（如果这款产品在苹果专卖店和在线商店 销售，利润将更高）。我们预计，苹iPhone 4产品58%以上的销售收入将落入苹果的口袋。在这两款产品中，苹果收获的价值高于供应链中的任何一家厂 商。

尽管我们的分析是以iPad的入门级产品为例，利润率相应较低，而我们预计所有iPad产品的毛利率大概比iPhone 4的毛利率低5%到10%。这表 明iPad的目标市场是针对价格更敏感的消费娱乐市场，而iPhone是针对通讯和电脑相结合的利基市场。而在后一个市场中，价格因素不占主导地位。

iPhone还从苹果公司的销售模式中受益，至少直到该公司最近推出“解锁版iPhone”之前，其销售收入并非由消费者直接支付，因为运营商以长期使用 合约为交换向消费者提供了补贴。这种销售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电信运营商是否正如我们预计的那样，对市场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手机供应商。我们对智能 手机价值链的分析表明，在普通的两年期合约中，运营商实际赚取的毛利润是手机销售商的几倍。这种现象表明（行业分析进一步支持这种观点），运营商对市场的 主导能力被施加在了用户身上。然后，运营商与那些有助于它吸引和挽留用户的手机供应商就利润分配问题展开谈判。

在iPad 和 iPhone的供应链中，韩国企业获得的利润仅次于苹果，比如生产显示屏和内存芯片的LG公司和三星，两家公司的毛利润分别占iPad 和 iPhone产品售价的5%和7%。

美国、日本和台湾的供应商各自分走了1%到2%的利润。然而总体来说，如前所述，苹果的成功让该公司股东、员工以及美国经济普遍受益。

下面两张图表说明了产品利润分配的细节。在每张图表中，我们按照地理分布列出了一级供应商获得的毛利润，把剩余成本划分为原材料和劳动力。

两份图表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iPhone图表没有列出“分销和零售”部分，主要是因为苹果是直接向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威瑞森电信公司（Verizon）等控制了最终销售的运营商收款。

图表1. 2010年iPhone利润分布图

图表2. 2010年iPad利润分布图

中国的作用

外界对中国往往存在误解，认为组装生产iPad 的中国通过销售这些电子产品获得了很大份额的利润。根据我们对多家美国公司名牌产品的研究显示，实际情况 并非如此。通过分析苹果的两款标志性产品，我们可以了解利润细分的过程。首先，我们把一级供应商的利润（排除工资支出）按照公司总部的所在地归类。目前没 有一家中国企业是iPhone或iPad的一级供应商。iPhone 和 iPad产品是台湾电子企业富士康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工厂负责组装。

这意味着，中国获得的主要经济利益来自组装产品或制造某些零部件的工资报酬。许多产品零部件，比如电池和触摸屏，都是由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进行最后 加工。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我们估计，中国工人生产每台iPhone或iPad的直接工资成本只有10美元或更少。尽管每台在美国出售的iPhone 或iPad带来229美元到275美元（iPhone 和 iPad的估计出厂成本）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但是中国经济从中获取的份额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比较我们此前对iPod价值链的分析，韩国供应商获得的利润份额超过了日本企业。如果中国企业获得的价值份额（比如二级供应商和三级供应商的毛利润）已经有所提高，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但因为没有充分掌握贸易和其他统计机构的数据，我们对这个问题只能凭经验猜想。

这些数据说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体现在电子产品贸易统计数字方面，包含了中国少量的直接劳动力投入和美国、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大量的零部件投入（包含劳动力）。

结论

在这次研究和我们之前的工作中所发现的全球价值链图景，对管理者和决策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管理者，尤其是对供应商的管理者来说，价值链的变化反复无常，甚至超过了木锯效应（whipsaw effect），因为消费需求的变化会对整个供应系 统构成影响。在一个全球化的行业里，大多数供应商在面对价值链中的领头企业所做的决定时无从抗拒，只得任其摆布，而像英特尔这样的强大供应商仍是罕见的例 外。日本供应商曾经在生产iPod早期型号时占据优势地位，但如今在iPhone和iPad的生产上，已经很大程度被韩国供应商三星和LG所取代，部分原 因在于从硬盘向闪存的转移。苹果公司也放弃了硅谷芯片制造商PortalPlayer，转而把三星作为其主要的微处理器供应商。有传闻称，在苹果公司即将 推出的新型号中，三星产处理器将被台湾厂商设计并制造的芯片组所取代。

当然，全球化同样会对领先企业造成不利影响。苹果目前在手机和平板电脑市场上的地位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历史较短的移动电子产业已经目睹了Palm、摩托罗 拉和诺基亚的兴衰。挑战可能来自于出色的供应商，也可能来自于老对手。苹果公司已经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起诉三星，指控后者最近推出的一款手机和平板电脑 侵犯了苹果的专利权。

对决策者来说，这项研究再次强调了我们之前的发现，即企业身份仍然重要，就算是在像电子产业这种高度全球化的行业里同样如此。虽然iPhone和iPad 的大多数零部件都是在海外生产，但这些产品创造的价值大部分都归苹果这家美国公司所有，进而令其雇员和股东（主要是美国人）受益。

苹果公司将其产品设计、软件开发、产品管理、市场营销和其他高价值分工都留在了美国国内。在iPod的案例中，我们发现苹果公司向美国人支付的工资超过了 其整个海外供应链。苹果和其他高科技公司将最有价值的工作留在总部或附近，这可能有许多原因，包括历史事件，保护知识产权的需要，美国作为主要市场的重要 性，以及创造性工作最好是由一个地方的团队来完成的想法。但这种“粘性”绝不可能永远存在。美国公司在国外的研发和其他企业服务工作的比重逐渐加大，这表 明了美国公司业务向更广大区域扩散的趋势。决策者必须认识到，他们在这些“开支性”部门的部署地点上面临的竞争，与在制造部门部署地点上面临的竞争一样 大。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有关制造业的问题。

这项研究还证实了我们先前的一个发现，即贸易数据既能提供信息，也能产生误导。我们之前发现，在美国每售出一台299美元的iPod，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就 会增加150美元左右。在iPhone和iPad方面，对华贸易逆差会分别扩大229和275美元。然而，中国通过组装这些产品而获得的价值仅为10美元 左右。统计机构正在开发其他的统计工具，以便获得更准确的贸易商品原始附加值分解信息。所谓的原始附加值，是指加工地创造的价值，而不是产品所有地创造的 价值。这最终将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谁是我们的真正贸易伙伴。但当这个漫长的流程展开时，各国仍将根据具有误导性的数据来进行争论。

最后，我们的研究还显示，“制造业”未必是恢复“好工作”的途径。近来，美国重建其制造业基地的必要性已经引起了专家和决策者的更大关注，包括新启动的“高端制造业合作计划”（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

那些谴责美国制造业衰退的人，常常将矛头对准iPhone等电子产品的海外装配。但我们在这方面和其他领域进行的分析显示，电子产品装配环节创造的价值很 少。在过去30年里，电子制造业逐渐向亚洲集中，在不破坏产品、资本和人员相对自由流动（这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基础）的情况下，这种趋势不可能在中短期内被 逆转。就算大量的装配工作回到北美，这也将很可能发生在墨西哥，因为那里已经拥有成本较低的电子装配工厂。

我们并不是说美国制造业毫无希望。旨在促进教育、支持国内制造商和重整全球各国货币的各项举措，能够慢慢地重建美国的高端产品制造业基础。我们认为，虽然 电子产品的海外装配常常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尤其是在美国失业率高于9%的情况下，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强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任务无关。

同时，最出色的美国公司将继续通过调动最好的资源来创造巨大的价值（和高薪岗位），无论这些资源位于世界的哪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