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房产征税—中国地方财政的来源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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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大城市重庆，以山多路险、索道高悬著称。这座大城市，跨越长江，楼群遍布并向长江上游延伸。市政府希望在快速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创造价值。一年前，重庆试行向大单户型住宅和豪华公寓征税，这开创了先例。约1400公里的下游，上海也对购买第二套房征税。
房产税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很普遍的，经济学家们拥护有加，而房产所有人却对之非常愤怒。但在中国，房产税却是新鲜事儿。支持者辩称，征收房产税能够缓解中国最大的两个经济难题，首先是挥之不去的房地产投机热，其次是困扰地方政府的债务。
这些债务折射出中国特有的财政收入与责任的失调。宪法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这样描述：承诺让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其主动性与积极性，但在财政分配中却几乎不给他们发挥的机会。2010年，地方政府占中国公共支出的4/5以上，但征税只占全国的45%，差额为4.1万亿人民币（6000亿美元），这刚好超过GDP的10%。
来自中央政府的补贴填补了这一差额。与此同时，最受地方政府亲睐的资金来源就在脚下。2006年到2010年间，地方政府出售了超过22,000平方公里土地的使用权，面积相当于新泽西州那么大。
这样的买卖利润可观，但也埋下了不和谐的因素。中国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这样模糊的规定让官员们运用手中作为国家的代表的权力，重新安置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村民。政府根据土地的农业价值支付农民补偿金，却以商业价值出售给土地开发商。因此，政府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换取利润的。去年11月，在南方的小村乌坎，官员的恶劣行为激起了村民的抗议，在其他地方，几乎每天都有抗议发生。
据北京大学的满燕云称，为了平息农村的不满，稍大的城市开始支付给村民更多的补偿金。2009年到2010年间，中央政府为避免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出台了的一系列刺激计划，要求国有银行向地方政府借款，由此形成了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但房地产市场开始疲软，成交量开始下降，这会使地方政府更难以偿还巨额债务。如今，地方政府迫切需要寻找其他的增税渠道。
据香港理工大学邓宝善称，中国已经出台了针对房地产的一揽子征税计划，而且大部分涉及房产买卖市场。但其中没有一项能够体现房产的市场价值或针对最常见的财产形式——住房。因此，这些征税对地方财政没有多大贡献。
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开始考虑在房产所有权领域引入一项完全成熟的税收。是什么阻碍了它？运筹障碍不容低估，唐继续说道。政府必须理清房产所有权，并对其价值进行评估。公平的估值需要专业知识和独立的判断，这两样都是中国所缺乏的；另一方面，不公平的估值会引发抵制和逃税，这种现象在中国已经很普遍了。
但是最大的障碍是政治方面的。大多数城市居民拥有自己的房子。一些人，包括许多共产党官员在内的则有几套，对他们而言，房产税不是在征收自己房子的税，而是征收他们那些已经锁定在闲置房产上的财产的税。共产党并不希望形成一个愤怒的中产阶层。
这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在领先的城市中。以重庆为例，据新华社报道，重庆只对一小部分房子（仅8500套）征收很低税率的税收(0.5-1.2%)。这个被大肆宣传的尝试在头十个月仅征收到了900万人民币，低于重庆税收收入的0.2%。
为了遏制房地产投机，弥补市财政差额，中国的房产税将不得不覆盖更多的城市更多的房子。尽管不景气的土地买卖可能会刺激地方政府转向征收房产税，但还没有城市自告奋勇愿意一试。如果中央政府提出解除之前对房地产投机的限制，一些城市或许会冒险一试。可惜，在房产税上，中国地方政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尚未表现出来。
房产税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很普遍的，经济学家们拥护有加，而房产所有人却对之非常愤怒。但在中国，房产税却是新鲜事儿。支持者辩称，征收房产税能够缓解中国最大的两个经济难题，首先是挥之不去的房地产投机热，其次是困扰地方政府的债务。
这些债务折射出中国特有的财政收入与责任的失调。宪法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这样描述：承诺让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其主动性与积极性，但在财政分配中却几乎不给他们发挥的机会。2010年，地方政府占中国公共支出的4/5以上，但征税只占全国的45%，差额为4.1万亿人民币（6000亿美元），这刚好超过GDP的10%。
来自中央政府的补贴填补了这一差额。与此同时，最受地方政府亲睐的资金来源就在脚下。2006年到2010年间，地方政府出售了超过22,000平方公里土地的使用权，面积相当于新泽西州那么大。
这样的买卖利润可观，但也埋下了不和谐的因素。中国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这样模糊的规定让官员们运用手中作为国家的代表的权力，重新安置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村民。政府根据土地的农业价值支付农民补偿金，却以商业价值出售给土地开发商。因此，政府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换取利润的。去年11月，在南方的小村乌坎，官员的恶劣行为激起了村民的抗议，在其他地方，几乎每天都有抗议发生。
据北京大学的满燕云称，为了平息农村的不满，稍大的城市开始支付给村民更多的补偿金。2009年到2010年间，中央政府为避免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出台了的一系列刺激计划，要求国有银行向地方政府借款，由此形成了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但房地产市场开始疲软，成交量开始下降，这会使地方政府更难以偿还巨额债务。如今，地方政府迫切需要寻找其他的增税渠道。
据香港理工大学邓宝善称，中国已经出台了针对房地产的一揽子征税计划，而且大部分涉及房产买卖市场。但其中没有一项能够体现房产的市场价值或针对最常见的财产形式——住房。因此，这些征税对地方财政没有多大贡献。
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开始考虑在房产所有权领域引入一项完全成熟的税收。是什么阻碍了它？运筹障碍不容低估，唐继续说道。政府必须理清房产所有权，并对其价值进行评估。公平的估值需要专业知识和独立的判断，这两样都是中国所缺乏的；另一方面，不公平的估值会引发抵制和逃税，这种现象在中国已经很普遍了。
但是最大的障碍是政治方面的。大多数城市居民拥有自己的房子。一些人，包括许多共产党官员在内的则有几套，对他们而言，房产税不是在征收自己房子的税，而是征收他们那些已经锁定在闲置房产上的财产的税。共产党并不希望形成一个愤怒的中产阶层。
这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在领先的城市中。以重庆为例，据新华社报道，重庆只对一小部分房子（仅8500套）征收很低税率的税收(0.5-1.2%)。这个被大肆宣传的尝试在头十个月仅征收到了900万人民币，低于重庆税收收入的0.2%。
为了遏制房地产投机，弥补市财政差额，中国的房产税将不得不覆盖更多的城市更多的房子。尽管不景气的土地买卖可能会刺激地方政府转向征收房产税，但还没有城市自告奋勇愿意一试。如果中央政府提出解除之前对房地产投机的限制，一些城市或许会冒险一试。可惜，在房产税上，中国地方政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尚未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