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造成中日两国关系困局的诸多问题中，最为棘手的发生在近70年前。1937年，约5万日军突袭并占领了中国前首都南京。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直存在争议。中国方面说有超过30万平民被杀，8万名女性遭到强奸。日本方面则因意见不同分为不同派别。其中的一个极端派别——“大假象”派认为几乎没有平民被杀，且杀死的大多数是穿着便装的士兵，是合法的；另一个极端派别——“大屠杀”派则认为多达20万中国人被杀。两派学者们不断恶语相向，称对方为“专门攻击日本的家伙”和“帝国主义的辩护者”。

在日本，南京“事件”（依然极富争议，以至于竟无法为之定名）是日本学校历史教学争论的焦点。在中国，这一“事件”对于国家现代身份认同至关重要。战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被淡化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被夷为平地，本来是侵略者的日本反而被当成了受害者；美国人也急于扶植日本，用以跟危险的红色中国抗衡。因此，否认中国版的南京历史，就是结伙攻击中国、竭力掩盖中国历史记载。

上世纪90年代，29岁的华裔张纯如卷入了这个关乎民族尊严和苦痛的漩涡。她并非历史科班出身，先是在伊利诺斯大学学习新闻学，然后取得科技写作的硕士学位，并在《芝加哥论坛报》工作过一段时间。偶然间听到祖父母的谈起南京，这激发了她的兴趣。像许多人一样，张纯如的祖父母在日本人进攻南京之前就逃离了那里。他们了解的一些东西也是道听途说。张纯如在一天的时间里“踱来踱去，震惊不已”，因为祖父母说的那些东西实在是太可怕了。然后她决定致力于将大屠杀的历史公之于众。

在中国，张纯如遍搜档案、走访大屠杀幸存者，做了两年的调查研究。她在书房的墙壁上钉上南京的地图，在那些曾经发生过拷问和杀戮的地方附上图片。一些平民被破碎的啤酒瓶切断手足，一些人则被竹子刺穿。妇女的乳房被切掉然后钉在墙上。日本人杀人多了，发现将人排成一排进行刺杀要比砍头更快。

随着她收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越来越多，张纯如的体重开始下降、精神崩溃。但她不畏疲倦，一如既往。1997年，当她关于南京的书问世后，她花了一年的时间四处奔走为其宣传，单是美国就卖出了50万册。她成了名人。一个微笑着的美丽女孩竟能描述那么多恐怖的场景，读者们无不表示震惊。张纯如说，即便无法从中赚取分毫，她毫不在意。她所要的，就是把这段历史告诉大家。

直面大使

由于某种原因，“真正的”历史学家对她的书吹毛求疵。许多人说她的书抨击意味太浓，充斥许多她拒绝更正的错误。说她依靠口述历史——尤其是中国见证者日渐衰退的记忆——并不明智。甚至她使用外国“目击者们”极其珍贵的日记也饱受质疑——因为那些为外国人和中国人建立“安全区”的“目击者”们对受害者的确切数字也不清楚。当这本书被翻译为日文时，“大屠杀”派的支持者发现他们无法为张纯如的数据辩护，因为这些数字甚至比中国声称的还高。

张纯如对这种挑剔无法容忍。天大的不公曾经发生了，却几乎被掩盖了，但毫无疑问事情发生了——无数生灵涂炭。她没有时间去咬文嚼字：什么包括不包括城墙外的死亡人数啊，什么穿便装的士兵们混在平民中啊，等等。她所想要的，最起码就是日本的官方道歉。在与到访美国的日本大使面对面的电视节目上，她作出了这样的要求。当日本大使咕哝说历史上“可能有一些不幸的事件”时，她出离愤怒。

在她离世之时——似乎是在加州乡间公路上朝头部开枪自杀——她已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巴丹死亡行军和日本人虐待美国战俘的书。那些故事再一次影响了她：她因患上抑郁症而被送往医院。

她也曾计划出版明妮·魏特琳的日记。明妮·魏特琳在大屠杀期间是南京的一位美国传教士，与张纯如同毕业于伊利诺斯大学，她从日本人手中解救了无数中国平民，有时把自己最后的口粮都给了他们。然而就在1941年，也就是魏特琳离开南京后的一年，她自杀了——为自己在屠杀期间力不从心而自责。

朋友们怀疑张纯如与明妮·魏特琳有着相似的感受。的确有这种可能。不过她也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已正中大屠杀否认者们的下怀。她可能不只是做的太少了，还有可能是抗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