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指出:一部中国北方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北方民族骑马的历史。细细推想,这话不无道理。马及马术,的确是北方民族立国的根本: 像吐谷浑青海的龙种马,渤海的名马,日常驰数百里,千里飙举电至的匈奴马,上下崖壁如飞的女真马,来如激矢,去如绝弦,倏来忽往,云屯雾散的突厥马……逐水草而迁徙,征强盛而发展,马与马术可称得上是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特色。
满族对马的驯养,在《黑龙江述略》中有明确的记载: 罕有菽粟之喂,每以驰骋为事,俯事转膝,惟意所适。暂有卸鞍之暇,则脱*[弟+勺]而放之。栏内不蔽风雪寒暑,放牧于野。 据《宁古塔纪略》:在满族集中的宁古塔地区,八旗在每年的端午节之后,派什库一人率几名兵丁,将马尽放于百里之外有水草处,一直到七月马吃肥了才回来。《满族源流考》曾不无自豪地认为满族一开始没有多少兵,但野战则克,攻城则取,主要是由于马术与射术精湛的缘故。
初生马驹,即诱之登山,以选拔良驹。 待长大,即骟之。故蒙古马阔壮而有力,柔顺而无性,能耐风寒,耐苦不叫。 马初生一二年,即进行长达三年的调教后再骑。 其训练方法是,以膝撑柱,令其左右;以身俯仰,令其前后;耳目震骇,使之不惊;策之险阻,使之不惧。因此,马左旋右折,能与骑者意向一致。 平日,则恣其水草,不令骑动。待秋高后喂以少量水草,月余,膘落而实,骑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耐远出战。 假如使马腰细,可教它走出汗,再驱入冷水内,以便驰骋。 在马的行走中,须掌握速度,缓急相继,以定其气。即使危急之中,也要用这个方法。 要马吃得好,要入夜放牧。在行进中则不能让马吃水草,因这不能成膘而只能生病。一旦驰骤,一定不能让马吃饱,只有待气息调平,四蹄冰冷,才可以纵马恣食。 如狩猎、串包、练跑,等等,蒙古马的调教均是让其奔驰在广阔草原上,这就养练了蒙古马高速、敏捷、耐力强等特点。个头矮小的蒙古马因而形成了体质粗壮结实,身长,腿短,关节、肌腱发达等特征。良马的标准是:马喂肥时能疾驰,肥瘦适中或瘦时也能疾驰。 为了使全族男女老小都能够驾驭这样的良马,首领还作出“垂训”:军队的将官们应当很好地教会儿子们骑马。于是我们看到蒙人自幼进行马术训练的景象—— 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便从众驰骋,四五岁便挟四弓矣。 待长大后,已经能驰马疾如迅雷,用两膝紧夹鞍桥,挽辔控马,像引千钧,即蹶不坠。更能手不持鞭,跋立不坐,左旋右折,身手运转,轻灵若飞翼,长骑不疲。 即使少女,一般妇女,训练得差不多也能和男子一样敏捷地乘马疾奔。 由于马术独特,所以骑蒙古马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如《岷峨山人译语》所称:“如云合电发,飙腾波流,驰突所至,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摇震。” 元代以后的汉族政权,也把这种马术保留下来。彭时《彭文宪公笔记》就记录明代皇帝经常在“御苑”范围内主持马术表演: 其制一人骑马执旗于前,二人驰马继出,呈艺于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腾踯矫捷,人马相得。如此者数百骑,后乃为胡服臂鹰走犬围猎状终场,岂金元遗俗欤? 这清楚地表明,北方民族马术对汉族影响之大之深。入主中原的满族,更念念不忘保持北方民族的马术。《钦定大清会典》就记录了清官“御前部队”设立了专门习马上技艺的“解马营”,而且还“设承应技艺马四十匹”,其目的无非是使北方民族的马术继承传布下去。 在清朝初期,每逢上元灯节,都要在北京的西厂,举行由八旗部队表演的“骗马诸戏”: 或一足立鞍镫而驰者;或两足立马背而驰者;或扳马鞍步行而并马驰者;或两人对面驰来,各在马上腾身互换者,或甲腾出,乙在马上戴甲于首而驰者,曲尽马上之奇。 笑然《圆明园遗闻》还可佐证—— 清代皇帝在每年的六月,在圆明园北垣外的安河御马厩驼厂处,与近臣一道检阅“试马”,俗呼为“跑御马”。判定骑士胜负不以速度,而是以“跃换”定高下,即每一人乘一马,牵一马,二马驰至中道,以鞭击所牵之马,马惊驰复乘而追之,追将及马尾,纵身一跃,自己坐于牵马上,奔驰如故,如此者受上赏。若二马相并时而横跃者,为中赏。不及或坠下,得下赏。
清末画家何元俊还就此情此景,作了一幅这样的图画,刊登于《点石斋画报》上,以纪录这清代马术中的盛典,其意在宣扬清代重马术的传统。而早在乾隆时代,御用的西方画家朗世宁,就曾完成过一幅描绘乾隆率领文武官员和杜尔伯特部上层人物,在避暑山庄观看马技表演的《马术图》: 乾隆之所以选择了马术表演给杜尔伯特首领看,就是想通过马术唤起他们的亲切感,因为在北方民族看来,马术最能体现北方民族的精神。所以,在清代以前,辽国的画家陈及之以唐太宗与突厥可汗和解为题,画了一幅《便桥会盟图》,主要的目的是浓墨重彩地刻画北方民族高超的马术:
茫茫原野上,18位突厥装束骑士,穿着短裙长裙,英姿勃勃,策骑疾进,整个队形正由一字长蛇阵变成圆阵形,每位骑士都在飞速前行的马背上表演着各种姿势的马技。 《便桥会盟图》所表现的突厥马术,显示着北方民族马术所具备的百戏技艺的一面,就像罗马历史学家马西米那斯说匈奴人马术之精,甚至可以蜷曲在狭小的马颈上睡觉一样。元代虞集就对人睡于马上的马术极为推崇,作过一首《金马图》诗(收在《虞学士集》中),歌咏这种高超的马术。而且,北方民族马术所蕴含的这种百戏技艺的一面,在兵戈止息的和平盛世,往往被发扬光大起来。 如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的那种“人马并而驰,忽跃而上,立焉,倒单焉,鬣悬,跃而左右焉,掷鞭忽下,拾而登焉,镫而腹藏焉,鞦而尾赘焉,观者岌岌,愁将落而践也”的“走马卖解”,在明代已是很普遍了。 大文豪徐渭观看这种“走马卖解”后,认为它源自北方民族,“故缀四律,首章用北语”。其实,这种“超腾隐现不离鞍”的马术表演者是一位南方人,但于此却反映出了北方民族马术影响之深。 如果将视线再转向元代,那更是另一番动人的风光了:
这是杨维桢的《走马》诗。还有张宪的《二月八日游皇城西华门外观嘉拏弟走马歌》:
只撷取其中主要部分,就可知道元大都“走马”水平之高了。张宪还不仅是一名观赏者,他也是北方民族马术的身体力行者。 宛平火主簿堂,来大都双桥里访问张宪,指其所乘骝马问张宪能骑否,正值翰林承旨汪阔台从骑三十余人,自西往东,已过,张宪便执策就马,足刚及镫,马便奋迅驰突入翰林队里了。群马辟易在烟尘中,只听得翰林们高喊:好马!张宪南驰至双桥,越堑而过,俯首就缰,缰刚及手,已驰过枢密院街。火主簿惊讶张宪久久不归,便骑他马来追…… 张宪是一汉族儒生,还如此精熟元人的“走马”之术,足见在当时的大都北方民族马术比赛已成风气。而在北方民族地区,这种马术的举行更是十分频繁。《1619年张诚神甫第三次去鞑靼地区旅行》中,就描述过这种马术的精彩表演: 不扶缰绳向后仰骑,他们的整个身体和四肢,时而向右,时而向左,但从不落地,除了抓鬃毛之外也不抓马。一个骑手在前面引导,他们在马鞍上滚了几次,两脚向上倒立,而马一直在奔跑。此后,他们倒着骑在马脖子上,表演了其他非凡的技巧…… 当然,百戏伎艺并不意味着北方民族马术的全部,北方民族马术还包括其他方面,如“诈马戏”等等。所谓“诈马戏”,也可称为“套驹”。史学大师赵翼曾四次侍从乾隆观看过这样的马术: 驱生驹之未羁靮者千百群,令善骑者持长竿,竿头有绳作圈络,突入驹队中,驹方惊,而持竿者已绳系驹首,舍己马跨驹背以络络之,驹弗肯受,辄跳跃作人立,而骣骑者夹以两足终不下,须臾已络首而驹即贴伏矣。 赵翼还特意为此赋《套驹》诗:
两足夹无殳上钩,一身簸若箕前粒。 这诗句,使这精绝的北方民族马术凸现读者眼前。然而,统治者的意图绝非单纯欣赏马术,而是将其政治意图寄寓其中,赵翼在《檐曝杂记》中为这种蒙古马术诠释道: 以供睿赏者也。岁岁如此,不恃上下情相浃,且驯而习之于驱策之中,意至深远也。 北方民族马术,化为统治者的驾驭笼络北方民族之术,这也算是北方民族马术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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