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马文化研究框架

巴雅尔 王静安

    马文化现象被人们关注和研究，已是世界性课题。马文化现象多发端于游牧民族聚居的国家与地区。它与近几年全球性关注的游牧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蒙古民族起源于中亚蒙古高原，自古以来以游牧为生，是在马背上从远古走向文明时代的民族。她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漫长而坎坷，辉煌而悲壮的马背民族史。 一、蒙古马文化的定义

    在上古时代，蒙古先民生活在广袤的蒙古高原，当他们开始游牧生产时，由于驯养了自古以来所信仰的“天使”——马以后，才有可能迅速地踏上历史文明的进程。马在整个北方游牧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超过了人自身。马所拥有的与其它动物不同的自身价值——力量、速度及对人们在生活生产中的作用，使原始的蒙古先民自然产生了崇拜心理，成为整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图腾象征，而这一文化特征经过了原始氏族时的自然崇拜期、部族联盟时的人马形象的整合期和国家形成时的文化象征时期。即自然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的过渡与发展。伴随着蒙古民族创造了悠久而灿烂的游牧文化。

    蒙古马文化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从原始蒙古先民马崇拜伊始对人与马之间自然形成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思维定势、审美情趣与追求等诸多现象进行系统分析，整合研究，从而充分揭示出被学术界泛指的“马背民族”的古老而神奇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从这个意义来讲，所谓的蒙古马文化，概括的说，实际上是一部反映“马背民族”——蒙古族文化史。

二、蒙古马文化研究的范畴与内容

    蒙古马文化研究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学研究。它是国际“蒙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研究范畴主要是针对中亚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而言。世界上马的产生可追溯到5000万年以前。在我国境内最早发现的马化石为内蒙古锡盟苏尼特左旗出土的距今1000多万年前的戈壁安琪马化石。之后，几乎在所有北方地区陆续发现了不同时代的马化石。这充分说明，浩翰的蒙古高原自古以来就栖息和繁衍着大批的马类动物，因而被生物学界命名为蒙古马。据内蒙古新石器时期的考古资料，距今8000～5000年前，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先民已开始驯养野马，自此马就同游牧民族结下了不解的良缘。五千年来，蒙古高原的游牧先民——蒙古民族，同马生死与共，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丰功伟业，因而蒙古马文化底蕴与内涵正是在这澎湃的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

    如同我国汉民族的龙一样，蒙古民族的马不但是其民族精神的体现，而且也是文化图腾象征之一。但汉族的龙的起源是“多元综合原型”的产物，而蒙古族马的起源是从单一原型的氏族图腾发展到民族文化的图腾；从氏族文化表征，发展到民族文化的象征。它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不但体现在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而且还外延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

    (一)原始游牧先民的马崇拜：如果说，蒙古高原的游牧先氏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驯服和畜养了马，而对马的崇拜却远远早于这个时期。当时马有别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强悍有力、疾驰如飞、灵活悟性等特性，自然赢得了人们的心，激起了接近与亲昵的仰慕之情。处于原始思维时期的游牧先民当时对自然的崇拜是以“苍天”(蒙古语为hormusda tenger)为最高神灵的。他们认为“苍天”是万物之神，在造化了世界的一切的同时，又派出诸多的“天”神，这就是我国北方各民族中普遍信奉的“萨满教”(蒙古语为bergin shasin)中所提及到的“九十九个天”神。所谓的“九十九个天”神，包括火神、山神、吉雅其神(动物保护神)、马神等。当时的人们认为，马是“苍天”(最高的神灵)派生到人间的“天”神。肩负着人类与“苍天”神之间沟通心灵的使命，是通天之神灵。所以在任何形式的大型祭祀天地活动中，马及其马奶等都将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道具”。

    (二)以马为核心的人类文明创造：以马为核心的创造活动，就以马用具的产生和发展而言，它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蒙古马用具一般可分为基本用具和辅助用具。所谓基本用具，是指直接用于马身的用具。包括：马鞍、马锤、马笼头、马绊、鞍鞯、鞍鞠等；辅助用具是指随马的驯养管理而产生的，马鞭、套马杆、夹板(骟马用具)等。马笼头的产生应该说是在人们开始驯养马时代就已形成。但当人们开始跨上马背驭马行驰时，自然发现了笼头的局限，因而马嚼子就随之而产生了。据有关考古资料，马嚼子最初为木制或骨制，后随着青铜和铁的产生，出现了青铜或铁嚼子。马嚼子的诞生，意味着蒙古高原游牧先氏的“马背生涯”的伊始，加速了踏入文明社会的步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鞍的形成早于马镫，但是当时的马鞍绝非是目前形态，是非常简陋的。马镫随马鞍后形成。起先为绳索或木制、骨制，到青铜或铁器时代，自然被取而代之。据研究，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马镫的民族。后随着游牧民族的南北跨域征战，马镫才传入欧洲和我国中原。在当时，马镫的发明，不论说对游牧民族自身，还是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飞跃性的进步，是一场革命。它同后来人们制造火药和枪炮一样，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因为，人在马背上只有有了马镫才有可能解放自己的双手，依靠自身的腿部力量长时间进行迁徙与征战。同时由于马在游牧民族生活和战争中广泛应用，使当时的人们对速度、时间的概念有了更加切身的认识，这对其后来强盛的蒙古民族征服欧亚大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蒙古族的马称谓和马烙印符号中同样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马称谓中体现出的早期蒙古先民对色彩的辩析能力和意识、思维特性和性格特点及马烙印符号中的原始信仰痕迹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特征，均反映了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与深邃的精神实质，为我们的研究拓宽了思路，展现了广阔的空间。

    (三)马民俗的形成与嬗变：由于游牧先民对马的崇拜，特别是马被驯养并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伙伴后，有关马民俗随之而形成。它所涉猎的范围不仅仅是诸如打马鬃、酿奶酒、烙马印等生产民俗，而且还同拴马、跑马、赛马、马上技巧等游艺民俗息息相关。但是作为蒙古族精神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尚马民俗不仅是马民俗中的精粹，而且是整个蒙古族民俗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

    早在匈奴时期，就有用马殉葬之习俗。考古学者曾在鄂尔多斯高原发掘出多处马殉葬墓穴。此外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中，洪格尔在出征的路途，将“综色无驹骒马牵到山坡屠杀后祭祀故土山水”之记载。屠马祭祀之习俗同殉马祭祀实际上其含义是相同的。在蒙古帝国贵由汗时期，来蒙古高原的欧洲旅行家普兰·卡尔宾曾在其《蒙古史》中，也对屠马殉葬习俗做过较详细的记述。另外，笔者在1988年赴四川西昌对那里的蒙古族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其葬俗中有“站马仪式”，据当地老者说，这种仪式源于过去的殉马仪式。古老的马殉葬仪式源于蒙古原始先民的马崇拜观念与“万物有灵”的灵魂意识。他们认为马是通天之神，同马一起下葬能把自己带入理想的天堂，继续受到马的保护和恩惠。古老的挂拜马乳房民俗与悬祭马鬃民俗的相继产生、实际上同上述观念均大同小异。有关挂拜马乳房民俗，十三世纪曾来过蒙古地区的欧洲旅行家维廉·鲁布鲁克在其《蒙古游记》中说：“在蒙古包就坐时有男方在右侧、女方在左侧之习俗。妇女就坐的左侧门楣旁和男士就坐的右侧门楣旁分别挂着牛乳房和马乳房的造型物。这些造型物是挤牛奶的妇女和挤马奶的男士们的崇拜之神”。所谓悬祭马鬃乃是牧人将自己逝去的马的鬃毛留下一撮，用绳索悬至蒙古包内“陶努”(顶端)的一种习俗，无庸置疑，这两种习俗均源于对马的崇拜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前者主要表现了蒙古先民祈求多产丰收的愿望，带有明显的巫术性质和性崇拜的特点。后者则是神灵祭祀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当代。

    在蒙古族祭祀敖包和成吉思汗陵四季大奠中马作为“天神”，不但被人们倍加推崇，而且以特殊形式举行祭礼。举世瞩目的成吉思汗陵，又称为“八白室”。是指存祭成吉思汗生前供奉物、用品及逝世时灵息的载体等八个类似蒙古包帐幕(蒙古语为qomqog)，她们分别是成吉思汗的灵枢(灵魂的载体和孛儿贴哈敦的英灵)、勿兰哈款、古日布勒津高娃哈敦、成吉思汗的弓箭、宝日温都尔(成吉思汗盛马奶祭祀苍天的木制圣桶)、成吉思汗马鞍、温都根查干(蒙古语，直意为似蛋形的溜圆洁白的骏马)商更吾日阁(珍藏成吉思汗秘物的蒙古包)等。过去这些“白室”、均置放于鄂尔多斯的不同地区，有专人管理、守看。所谓成吉思汗马鞍，是大汗生身坐骑八个银白色骏马的专用鞍具。她作为成吉思汗陵的“八白室”之一，被人们祭奉，充分体现了蒙古人将人和其坐骑的鞍具(特别是马鞍)视为同样的地位，来加以祭奉的特殊文化习俗。当成吉思汗陵举行四季大奠时，由专门进行祭祀活动的人们将成吉思汗八骏的转世银白色骏马，请到其陵前，把马鞍具配备整齐、供人们进行祭拜。平时，成吉思汗的骏马一般在鄂尔多斯草原自由放生，随其自然的生息。任何人都不会轻易动手，更不能乘骑和使用。成吉思汗“八白宝”中的温都根查干(神马)是专门为祭奠成吉思汗生前的神马而营造的。包内祭放着神马的画像。神马的转世形体——一匹纯白色、碧玉无瑕的骏马，平时长期生栖在鄂尔多斯草原。那里的牧人每逢在草原见到神马都要进行虔诚的跪拜。有时神马走进谁家畜群或饲料基地时，人们都惊喜不已，认为神马关照了他的家族，急忙前去跪拜或拿出鲜奶等祭物敬奉。

    成吉思汗陵园的温都根查干(神马)之所以受到蒙古族人民的如此崇拜，她是汗胡尔木斯特腾格尔(苍天)的神驹化身，是整个蒙古民族上古以来崇拜的天马。是从成吉思汗在世时一直祭祀成俗的神马形象。神马老后要转世，转世神马的选择非常严格，且有很多规矩和要求。就其形体而言，首先是不含任何杂毛的纯白色骏马。类似神马的祭祀与崇拜习俗能从成吉思汗时期延续至今历时八百多年，充分说明，蒙古族崇拜马的文化形态非但由来已久而且具有很深的内涵。蒙古大帝国时期成吉思汗的黑白旌徽的造型一直是蒙古学学者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它的寓意直接同马相关。旌徽上端三叉剑头下扎结的樱子来自黑白两色骏马的鬃毛，白旌为政权的象征，黑旌为战斗的象征。这种赋于旌徽以马的力量与精神意识是一种典型的马崇拜文化的产物。总之，蒙古马之所以在其民俗中涉猎范围如此之广，是因其“马背氏族”的特殊文化所决定的。

    (四)马造型艺术的起源与发展：马造型艺术的起源，可追溯至在我国北方大量发现的岩画艺术。马形象不但是岩画中最早出现的“史前艺术”形式，而且是重要的内容之一。

    从岩画的马形象刻画上，我们可以根据其不同形态和创作风格，去寻觅其不同时期的文化寓意和表达，了解当时蒙古先民对马的理解与崇拜的心理特征、审美定势等。不难看出，在人们还尚未驯养马以前，马形象已被刻磨在岩石峭壁上，跃然于山涧巨石间。岩画中最早出现的是尚未驯养的野马。从造型上来看，基本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出了野马的形体，但耳朵、尾巴和生殖器宫等明显的超出实际比例，有人为的夸大因素，表示出当时人们对野马的神秘之处的一种理解与认识。除此之外，早期岩画中人马合现的画面及人在马(有独马、也有群马)前舞动的场面，均表现出当时人们可望接近野马，人与动物相互勾通的心理愿望。随之出现的牵马、猎马、骑马(无鞍具马)、牧马等岩画，反映出蒙古先民驯马养马的一段生动的历史经历。值得注意的是，岩画中出现的一批抽象的，怪异形体的马形象，却是当时人们对马崇拜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譬如，以马身为主体，把蹄画为爪，身上画有圈状斑文的马；身为马、头似犀牛，身长、尾脚明显见短的马等是当时人们赋马以多种动物为一体，对马的神奇与力量加以崇拜的结果。通过这些变异形象的画面，我们可自然同内蒙古红山文化的“马龙”和鄂尔多斯青铜器上出现的“飞马”饰片等进行比较。所有这些变异抽象的马造型、均反映了当时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马崇拜的一种文化特性。

    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几乎与中原同时步入青铜时代。鄂尔多斯青铜从我国商代一直延续到汉代，春秋时代进入鼎盛期。所谓的青铜艺术，是一种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饰品。在当时多见于刀、剑等戎器之柄、头饰、带饰、牌饰等和其它生活用具的饰物。其图案和纹样均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生产有关。主要以五畜和虎、狼、鹰等猛兽及这些动物的不同组合，抽象变异形态为纹，也有人与动物合一的图纹。马作为当时游牧民族普遍崇拜的动物，其形象自然成为主要内容。从冠饰到戎器柄饰，和其它各类饰品中，随处可见被雕制的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马造形艺术。就其技法上，有浮雕、透雕、圆雕等。表现形式上，以写实或套张的手法，运用平衡与对称的形式规律，制作出一个个充满生机的艺术精品。

    此外，在内蒙古和邻近省区发现的诸多北方游牧民族的古墓壁画中，马的踪迹和形象，可以说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它同上述岩画、青铜艺术一样，反映出不同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生产、民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审美追求等诸多方面。

    (五)蒙古族文学中的马形象：蒙古族文学，分为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两大部分，其民间文学的涵盖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是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马作为蒙古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在其文学中是一座永恒矗立着的丰碑。纵观其在文学中的足迹，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即：自然层面期，社会层面期和文化层面期。自然层面期是指人们对马处于自然崇拜状态下所产生的文学现象，诸如被认为是在原始氏族时期孕育而生的巫术咒语，祭词和赞词等。当人马整合形象频频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也意味着当时人们对马的崇拜已超越了单纯盲目的自然崇拜状态，上升到了社会层面，赋于马一种新的社会功能与意义。反映蒙古高原游牧部落时期的史诗《江格尔》的诞生，集中体现了当时游牧民的这种思想理念。

    史诗中英雄的坐骑，是集兽性、神性和人性于一体的艺术形象。它们不但同英雄一样勇敢、坚强，具有高超的智慧，而且往往在关键时刻，成为英雄的救世主和启蒙者，成为最后战胜恶魔的决定因素。所以蒙古族英雄史诗中，英雄与马从来就是以整合形象来体现的。英雄没有其坐骏，不成其英雄，史诗中缺少了马形象，就不成其为史诗。只有将英雄与马作为一体，以整合形象的视野去研究史诗，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通过这些英雄(包括马)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意识。

    当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从联盟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与国家时期，人们对马的观念已上升为文化层面的认识。十三世纪反映蒙古民族生活的书面巨著《蒙古秘史》中的马形象的表现形式同史诗《江格尔》大相径庭，作品中人马整合形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将马作为一种抽象的精神理念，通过英雄的自身塑造来加以体现的。具体的说，《蒙古秘史》中被誉为成吉思汗的四匹骏马的四位英雄的形象(指、孛斡儿出、木合黎、孛罗忽勒、赤刺温)，是当时人们将马崇拜的思维定势和审美意识，通过具体的英雄人物来加以表现的一种佐证。这时候的马虽在作品中仅作为一种坐骑出现，但马的精神，却在英雄人物的描写中得到了更加完美的体现。这也充分说明，在整个蒙古文学中马形象从具象的自然层面和社会层面，趋于抽象的文化层面的一种转型。至此，蒙古文学中的马形象，从具象描写趋于抽象，以表现其精神为主要创作理念。

三、蒙古马文化研究的方法与目的

    蒙古马文化研究属民俗文化学的范畴。但是，所涉猎的学科却远远不限于此。因此，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应该说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蒙古马文化的形成，发展或传承是与蒙古族的历史同步进行和发展的。但是在其不同历史阶段，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因此，从历史的纵向和不同时代的横向进行交叉研究，乃是必不可少的方法。因为，蒙古马文化研究的整体框架与内容是以不同时期所产生的诸多文化现象组合而成的。同时，这些现象的构成又是由历史的传承和发展为其基础的。因而形成了一种以其历史纵向为主坐标，诸多横坐标相交又的发展模式。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不但要注重从历史的纵向对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同时要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与马的特殊关系与文化现象横向的进行分析与研究。譬如，对尚马风俗、马与蒙古史诗等进行专题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蒙古马文化的目的，并非是让人们去接受原始的马崇拜思维模式和祭祀形式，而是通过揭示其文化现象来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优秀文化遗产，为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事实上，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原有古老而陈旧的马崇拜习俗和文化现象，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自然被人们所遗弃，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变异，许多具象的文化事象，已被象征的文化形态所代替。因此，今天的马已从古老的图腾崇拜，变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追溯其历史的渊源，揭示其传统的文化事象，就很难真正了解马在蒙古民族生活中所涵盖的深层的文化底蕴，也就很难真正揭示马背民族的精神实质。

    研究马文化的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目的是，旨在继承和弘扬马的精神，为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发扬民族精神服务。自从远古时期的马崇拜意识的形成，马成为通天之神，同蒙古先民结下了不解的良缘。在这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马从神变为人们依托的挚友，从而又成为文化的象征，不知跨跃了多少个历史阶段，但是，马的勇猛、坚毅、奔腾向前精神，却始终伴随着这个民族，影响着这个民族，融汇于这个民族，成为其民族精神的本质所在，伴随着他们从历史走向今天。这同汉民族文化中的龙一样，不但是其民族精神的象征，而且也是其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研究蒙古马文化，弘扬马的精神，对提高民族凝聚力，发扬勇猛、坚毅、奔腾向前的民族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