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tery and Athletics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沈明明

关于赛马，香港政府有一个非常明智的处理方法，在法律上明文写到：本港法律不允许赌博，但允许赛马，接着是关于赛马的条文。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让政府说可以赛马，赛马不属于赌博，而属于博彩，在法律条文上健全赛马的各项规章制度。不要总在讨论“赌博”和“博彩”之间的区别，这样的争论永无止境，你说赛马不是赌博，我说是赌博。中国彩票的发行也没有经过讨论“赌博”和“彩票”的关系，就是原民政部长到国外看到国外的彩票业很好，回国后就向中央建议在中国发行彩票，中央开始也没有理会，后来在三峡考察时，他和总理谈话时再一次提出，总理说可以，就这样定了，在社会上也没有引起多大的争论。

在会发言的专家，都在一直强调赛马能够带来多少经济效益，能够解决多少就业人口等问题，强调赛马的好处。我想，凡是智力正常的人，简单地说一下，都会非常明白，赛马是一项非常有利的事业。但是为什么就不去做呢？因为领导看问题的角度不光是看有利的一面，更要考虑到风险的一面，这个风险包括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因此必须对这一风险进行必要的评估。选择两组群体进行一项社会民意调查：一组是普通的人群，如工人、学生等；另一组是精英人群，包括大学教授、社会上层人士，看一看他们对赛马的认识，对此进行评估，有一个社会调查报告。然后对这些可能出现的风险，要写出对策，即用什么措施来预防问题的发生。没有预防措施的报告是不可行的。比如前几年搞的高校合并，后来搞不下去了，出来问题是三个想不到：反对意见太大没想到；拖的时间太长没想到；花的钱这样多没想到。只有三思而后行，才是明智的。

正面和反面基本成本的估算，不能光讲正面的成本有多少，福利彩票去年挣了100多个亿，但是领导还是对福利彩票不满意，实际上100多个亿在国家几万个亿里占的比例不是很大，所以为了不出问题，我完全可以不冒这个风险。行政成本有多高，如公安部用于打击因此犯罪而用的开支。在一次研讨会中，由法制部组织，打击私彩为主要内容，最后问公安部有什么问题没有，公安部说：打击没问题，但是需要增加打击的预算。这是有形的成本，还有无形的成本。如每年都打击犯罪，每年还继续有犯罪，这时政府的威信下降，使百姓对政府的施政能力产生了怀疑，说政府说话不算数，这种无数字的风险如何计算。如果从反面讲，对社会安定和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又如何计算。

还有社会成本，即负面影响有多大，一般会有5%－6%的人会产生上瘾的现象，当然这属于小概率事件，但是这个比例不能算小，因此在美国要进行心理干预，尽可能减少问题产生的机会。让政府相信，这个比例是很小的，是通过某种有效的方法可以控制的。

以上问题解决了，下面就是可操作性。比如国家垄断的模式，国家、经营者和马彩的利益如何分配，能够很易操作可行。

如果全国的人都讲政治，国家快乱了；如果一个国家都打麻将，这个国家也快乱了；如果下班之后，晚上再加班工作，也是不正常的。如果下班后去看赛马或者去休息，寻找快乐，而社会上又有能够提供这种场所，如赛马场，这说明这个国家生活水平很好。在美国有150多个赛马场，但是国家也非常安定，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在美国一般是这样的程序：问题（Problems）和提交到上层立法机关的议题(Issues)，一个国家会有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会有人去管，只有到了问题非常严重了，必须非管不可的时候了，才将这个问题提交到上面，变成了Issues，这个时候才研究如何解决，如何立法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问题非常大，也可以变成Issues。那么，通顺赛马场的做法就属于这种，先让问题产生，再让问题提交，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打开一个口很难，也就是踏出第一步非常难。青岛的市长跟我说，青岛最大的优势就是发展旅游，而发展旅游最关键在于服务和娱乐。他们让我准备在山东青岛的一个独立的小岛上建一个娱乐城，我把它用于试验和研究，或者叫试点，试验应该是没有人反对的，没有法律规定不让做试验。因此，我认为华骏的办法也是试验，可以让通顺赛马场争得一个试点权，因为政府喜欢搞试点这种形式，如果试点成功，那么其他人就可以沾通顺赛马场的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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